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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商周铜器考古学钻探的想起与展望,殷墟青铜器

浏览次数:158 时间:2019-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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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铜器的研究由来已久。作为中国考古前身的金石学时期,商周铜器是其主要研究对象。诸多金石学著作,保存了大量的商周铜器资料。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後,商周铜器研究逐渐走上考古学的轨道,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而不断前进,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一 20世纪以前的商周铜器研究 20世纪以前的金石学时期,从现存年代最早的北宋吕大临《考古图》一书,到清代乾隆皇帝御纂的《西清古鉴》等四书,著录铜器的模式一成不变,都是先摹绘图形和铭文,再记度量衡数据,並进行一定的考释,个别的交代出土地。 宋代的《博古图录》,对青铜器的名称、用途、分类所作考证,卓有成绩。许多器物和纹饰的名称沿用至今①。 清代金石学者,精于鉴别,详于考证,有其独到见解。但在整体上与宋代相比,青铜器研究並无进步。 总的说来,这800年间的青铜器研究,所据均为零星出土资料,断代粗疏,未能形成体系。二 20世纪前20多年的商周铜器研究 20世纪初, 近代考古学开始传入中国,暂时还没有中国学者进行考古发掘,也没有类型学的器物研究,因而商周铜器研究尚未发生变化。 与商周铜器研究有关的新情况主要是:由于修筑京汉、陇海两大铁路,导致大批古代文物的出土,其中包涵许多重要的商周铜器。照相制版技术的引进,使商周铜器资料的传播更为方便,更加準确。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许多珍贵文物流失海外。01-1 这一时期的商周铜器研究中,罗振玉和王国维的贡献最大。 罗振玉于1919年在致蔡元培的信中,提出“古器物学”这一新的概念,对商周铜器研究的发展有重要的推进作用②。他本人的具体贡献是,收集殷墟等地出土的铜器,用珂罗版精印流传。当时编印有《殷虚古器物图录》、《梦郼草堂吉金图》,继而又有《贞松堂吉金图》等书。这些书都仅卷前有一序言,书中没有说明文字,也就没有準确断代和比较分析。後来编印的《三代吉金文存》一书,收录商周铜器铭文的拓片4800餘器,在此後数十年间是收器最多、行用最广的金文集录。 王国维在商周铜器研究方面,著有《古礼器说略》(內容包括《说斝》、《说觥》、《说盉》、《说彝》和《说俎》上下,见《观堂集林》),正确判别几种器物的名称。 外国学者的中国铜器研究,仅日本编印过几种图录,例如《帝室博物馆鉴赏录 •古铜器》、《支那古铜器集》,特别是滨田耕作编撰的《泉屋清赏》及其增订版、别集和续编(1919-1927),同样属于金石学性质。三、20世纪20年代後至40年代的商周铜器研究 这一时期,田野考古已在我国兴起和初步发展,类型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开展。商周铜器的研究,主要对象虽仍为传世品和非发掘出土品,但已引进考古学的概念与方法。 非考古发掘出土的两周铜器增加较多,主要有:新郑李家楼、浑源李峪村、洛阳金村的东周铜器,宝鸡祀鸡台、洛阳马坡、濬县辛村、周原函皇父组和梁其组等西周铜器,以及寿县楚器。这些铜器,受到相关学者的关注,或编撰成书,或专文论述。 考古发掘已有一定的开展,但发掘出土的商周铜器並不太多,主要有:安阳小屯殷墟(1929、1931-1933、1936、1937)及侯家庄殷王陵区(1934-1935)、濬县辛村西周卫国墓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1935、1937)的东周大墓。这些资料,当时多未详细发表。 这一时期,马衡、郭沫若、容庚和陈梦家,对商周铜器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01-2 马衡于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金石学,最早全面阐述古代铜器的类别、名称、用途和时代特征,並且论及考古学上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进化。後又发表《中国之铜器时代》一文。 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初版1932年,收两周器共251器;增订本1935年, 收两周器各162件),第一次将考古类型学应用于有铭文铜器的研究,创立标準器断代法,区分西周之器的王世和东周之器的国别,初步建立金文研究的体系。该书的《图编》部分,收铜器图像253器,是第一部两周铜器的简要图谱。他还进一步论述中国青铜器时代的发展,将其划分为四期:即滥觞期、勃古期、开放期(恭懿以後至春秋中叶)、新式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③。 容庚直接接触的国内资料最多,也能随时看到国外的有关论著。所编《宝蕴楼彝器图录》、《颂斋吉金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海外吉金图录》、《善斋彝器图录》、《颂斋吉金续录》、《西清彝器拾遗》七部铜器图录, 收器总数达800餘件,突出特点是注重纹饰的著录与研究④。後又以八年之功,著成第一部综合性论著—《商周彝器通考》。该书全面阐述商周铜器的各方面问题,特别是划分殷商、西周前、西周後、春秋、战国五个时期,举例说明各个时期铜器形制、纹饰和铭文的特点。所举各类铜器多达1031件,分别按器形和时代排列,形成内容更加丰富的铜器图谱。容庚另一部影响甚大的名著《金文编》,初版于1925年,又于1939、1959、1995年三次增订再版,至今仍是最好的金文字典。 陈梦家编撰的《海外中国铜器图录》,卷前所附《中国铜器概述》一文,对商周铜器作更细的分期,又按地域分为东土、西土、南土、北土、中土五系,试图进行文化系统的探讨。当年他是国内唯一直接接触大量海外资料的学者,曾广泛考察流散北美和欧洲的中国铜器,並将美国、加拿大和北欧所藏中国铜器分别编成集录,收录商周铜器总计近2000件。其间又于1945年11月在美国中国艺术学会第六次年会上发表《中国青铜器的形制》为题的讲演,对250多件铜卣进行详细的类型学分析,讨论其发展谱系与年代⑤。 另外,李济发表《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国考古学报》第3和第4册,1948)等文,根据10座墓的地层情况和所出铜器的器形分析,讨论殷代青铜容器及锋刃器的形制与演变。01-3 这一时期外国学者的中国铜器研究,与中国学者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日本的梅原末治以编撰内容丰富的图录著称,根据形制进行铜器分类。所编大型图集《欧美蒐储支那古铜精华》(1933-1935)的彝器部分,收录青铜容器250件。又编撰有《战国式铜器的研究》、《洛阳金村古墓聚英》、《河南安阳遗宝》、《古铜器形态之考古学的研究》等书。英国的叶(W.P.Yetts),先是编撰《猷氏集古录》(The George Eumorfopoulos Collection,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and Corean Bronzes,Sculpture, Jades, Jewellery and Miscellaneous Objects, 1929)一书,1936年发表《中国艺术展览》一文(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Burlington Magazine No.68),将中国古代青铜器分为商殷、周、秦和淮式三期; 1939年又在《柯尔中国铜器集》(The Cull Chinese Bronzes,1939)中, 重述这种分期意见⑥。瑞典的高本汉(B.Karlgren)著有《中国青铜器中的殷周时代》(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BMFEA No.8)、《中国青铜器的新研究》(New Studies On Chinese Bronzes, BMFEA No.9)等论文,以郭沫若的铜器断代为基础,进一步探讨殷周铜器的分期,并对纹饰作类型学分析。四、20世纪50和60年代的商周铜器研究 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时期,田野考古成为考古研究的主流。这个时期商周铜器研究的基本资料和研究方法,都与传统的金石学完全不同,是商周时期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富。 商代田野考古的最大进展,一是发掘郑州二里冈为代表的商代前期遗址,发现当时的青铜容器;二是对殷墟进行文化分期,但发掘 中所作分期並未涉及铜器; 邹衡的《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一文(《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4年4、5期),根据30年代的发掘资料,将殷墟文化分为4期7组,其中包括殷代铜器的分期。 西周铜器的新资料,主要有长安普渡村、长安张家坡、扶风齐家村、郿县李家村、蓝田寺坡等窖藏,均经考古人员进行现场清理,有关学者多有具体论述。丰镐地区的《沣西发掘报告》,将西周墓葬分期与铜器研究结合,根据出土铜器与大盂鼎、禽簋等标準器对比,推断各期墓葬的绝对年代。01-4 东周铜器的新资料,主要有陕县虢太子墓、寿县蔡侯墓、信阳楚墓,以及其他东周墓。虢太子墓和蔡侯墓的墓主身份和年代都很明确,为东周铜器研究提供新的标準器群。《洛阳中州路》的东周墓葬分期,也是根据出土铜器与传世铜器对比,推定各期的绝对年代。郑州、安阳、侯马铸铜遗址的大面积发掘,对于研究商代和东周时期的铸铜工艺,有不可替代的典型意义。 博物馆藏品图录,有台北出版的《故宫铜器图录》,上海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其中都有许多重要的传世铜器。前书因历史条件的限制,印製欠佳。後书则是当时国内外印製最精的彩色铜器图录。 综合研究方面,李济与万家保合作,对上世纪30年代殷墟发掘所获170多件青铜容器,进行详细的全面研讨(李济负责形制花纹的比较研究,万家保负责铸造工艺的研究), 于1964-1972年陆续出版《古器物研究专刊》5册,总计百餘万言,但未进行殷墟青铜器的分期。郭宝钧遗著《商周铜器群研究》(1965年完稿, 经邹衡、徐自强整理,1981年出版),选取发掘出土的典型单位,以年代明确的器组为界标,进行分期研究。虽然分期稍嫌粗略,取材不用传世品也有偏颇,能对发掘品作系统整理,据以探讨商周铜器铸铜工艺和形制花纹的演变,仍属难能可贵。 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一书(1954-1966年写作),在研究方法上对郭沫若的标準器断代法有较大的发展。该书对250餘件判定王世之器和100餘件关联器的铭文进行考释,更加注重器物的多方面联系,将相关资料列举得尽可能齐全;并且对西周的典章制度、历史地理,特别是某些器形和纹饰的演变,作过比较深入的详细论述。陈梦家这部未能最後完成的名著,经过我们根据遗稿进行认真的整理,2004年初终于由中华书局出版。 这一时期外国学者的中国铜器研究,主要是日本学者的论著。梅原末治的大型图集《日本蒐储支那古铜精华》(1959-1962),收集青铜器400件。水野清一的《殷商青铜器编年之诸问题》(见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殷代青铜文化的研究》,1953),企图从铜器铭文和器形两个方面,区分殷代和西周铜器。又著有《殷周青铜器和玉》一书,研究兼顾器形、花纹和铭文,将殷墟、西周、春秋、战国均分为早、中、晚三期。樋口隆康的《西周铜器之研究》一文(《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七,1963),更加注意新出器群与标準器的结合,也将西周铜器分作三期。01-5五、最近20多年的商周铜器研究 最近20多年是中国考古学进一步发展的新时期,商周铜器研究和其他方面的研究一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无论是资料积累,还是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都与过去不可同日共语。 70和80年代多次发现大批重要铜器:商代有郑州铜器窖藏、殷墟妇好墓、新淦大洋洲墓、广汉三星堆祭祀坑等。西周有长安张家坡井叔墓地、周原庄白等窖藏、宝鸡[弓鱼]国墓地、洛阳北窑墓地、琉璃河燕国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等;东周时期有淅川春秋楚墓、太原晋国赵卿墓、随县曾侯乙墓、平山中山王墓等。 商周铜器资料的丰富积累,使有关研究出现新的局面。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是目前最完备的商周铜器铭文选编。该书1-4册(1986—1990),选录具有相当史料价值的铜器铭文925器,並且进行简要的注释,其中商器21件、西周器512 件(判定所属王世或期别)、东周器392件。第5册索引,尚未出版。 关于商代铜器,张长寿《殷商时代的青铜容器》(《考古学报》1979年3期),以70年代以前的发掘资料为对象,根据出土层位和共存关係,结合器物的形制、花纹、铭文和组合形式,系统考察商代早、中、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容器的特点。郑振香、杨锡璋等合著《殷墟青铜器》一书,则选取1958--1982年殷墟发掘出土的200多件铜器,根据遗址和墓葬的分期进行全面研究,阐述各期铜器的形制、组合形式和装饰特点。 关于西周铜器,唐兰晚年遗著《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写作于1976-1978年,为未完稿,考释写至穆王,穆王以後仅存释文,所作论述对形制、纹饰偶有涉及。吴镇烽为《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所写概述、卢连成的《陕西地区西周墓葬和窖藏出土的青铜礼器》(《宝鸡[弓鱼]国墓地》附录,1988),将陕西新出土的西周铜器,与传世标準器结合,进行全面的排比分析。李学勤的《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一文,根据周原的庄白、强家两处铜器窖藏资料,深入讨论过去缺少典型资料的西周中期铜器断代问题。刘启益关于西周铜器断代研究的一系列论文(2002年连同关于西周年代的论文, 出版为《西周纪年》一书),选取400多件传世和发掘出土的西周铜器, 采取从月相定点说出发的“干支联系与排斥法”,将其串联成许多铜器组,结合根据考古类型学排比的器形和纹饰特点,排比分析这些铜器组所属王世。01-6 东周铜器方面,开始进行分区研究。高明的《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考古与文物》1981年2--4期),是发表较早的一篇长文。该文选取22个典型单位,先将其归纳为10组,考察东周时期礼器组合的变化;再分析各类铜器器形和花纹的特徵,讨论它们的演变规律。後来,又有学者对楚、虢、齐、燕、秦及吴越的青铜容器的分期及相关问题,作过不同程度的讨论。商周铜器纹饰的专题研究,过去国内学者的研究比较薄弱。陈公柔、张长寿发表关于殷周青铜容器上鸟纹、兽面纹断代研究的论文(《考古学报》1984年3期、1990年2期),以考古发掘资料为主,进行类型学的排比分析,探讨两种重要铜器纹饰的发展轨迹。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纹饰》一书,是目前国内唯一的铜器纹饰论著。该书以上海博物馆藏器为主,收录铜器纹饰拓片1006幅,按其类别和型式编成图谱。卷前综述和类别说明,对商周铜器纹饰的发展阶段,各类纹饰的构图特点和流行时间,分别作了论述。 这一时期外国学者的中国铜器研究,首推日本学者林巳奈夫的《殷周青铜器综览》1-3卷(1984、1986)⑦,再有白川静的《金文通释》⑧,都是内容異常丰富,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美国的《赛克勒藏中国古代青铜器》1-3卷(1987、1990、1995),分别由贝格立、罗森夫人(Jessica Rawson)和苏芳淑编撰,收录商代铜器104件、西周铜器129件、东周铜器86件。这是近年西方国家出版的最佳中国青铜器著作,不仅印製得十分精良,而且区别于一般的铜器图录,对每件铜器都进行多方面的比较研究。 最近10多年来,商周铜器研究又有新的发展。曲沃晋侯墓地的发掘和研究,对西周中晚期铜器断代的意义自不待言。虢国墓地的再发掘和和郑韩故城祭祀坑的发现,也有重要收获。其间,先後召开过几次专题研讨会,例如上海博物馆的“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座谈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讨会,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的“春秋郑公大墓青铜器”研讨会,上海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山西省文物局的“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研讨会,都有众多的国内外知名学者参加,並出版内容精彩的论文集。01-7 新出版的重要青铜器论著,有李学勤的《新出青铜器研究》、马承源的《中国青铜器研究》和李伯谦的《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 分别集结三位学者的有关论文,前二书侧重新见商周铜器的铭文考释与相关问题讨论,後书侧重商周青铜文化的谱系研究。新的通论性著作,有马承源主编,陈佩芬、吴镇烽、熊传新参与执笔的《中国青铜器》, 朱凤瀚著《古代中国青铜器》,都尽可能归纳已有的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附以大量典型器物的图谱,後书更详细列举考古发掘的典型单位。专题论著,有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合著《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刘彬徽著《楚系青铜器研究》等。铸铜工艺和铅同位素比值研究,编钟音律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 博物馆藏品图录方面,台北故宫博物院陆续出版《商周青铜粢盛器图录》、《商周青铜酒器特展图录》、《故宫商代青铜礼器图录》、《故宫西周金文录》等书,前二书分别附有陈芳妹考订青铜粢盛器、酒器类别、器名和功用的论作。重要图籍还有李学勤的《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故宫青铜器》,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保利藏金》及其续集。 值得特别提到的还有,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全集》(1993-1998)。全书16卷,以考古发掘品为主,兼及有代表性的传世品,内容包括夏商至秦汉时期, 以及西南和北方边境地区的青铜器,还有历代的铜镜,均属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精品,共计2700件。各卷由研究有素的学者负责分编,并撰写概观性专论。其中有杨育彬、杨锡璋、张长寿、陈佩芬、吴镇烽、王世民、郝本性、陶正刚、杜廼松、熊传新、李国梁、俞伟超、赵殿增、張增祺、田广金等。全书又冠以马承源的《中国青铜艺术总论》。这是中国青铜器的集成之作,是商周铜器研究的一次较好总结。马承源还主编有《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收录各地博物馆所藏青铜器的精华,资料也很丰富。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根据三四十年资料积累,由王世民、陈公柔、张亚初、刘雨、曹淑琴等参与编纂的《殷周金文集成》(1984-1994) 。全书18巨册,收集商周铜器铭文近12000件。举凡宋代以前著录, 各地历年发掘出土, 以及国内外博物馆收藏的有铭铜器, 剔去伪器和重複,尽可能齐全的收录。这是目前收录资料最丰富的铜器铭文集录。原计划在拓片集之外,再汇编图像集,並已积累众多的资料,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编成。另外,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黄翔鹏主持,在国家文物局支持和社科院考古所协助下,组织有关省市考古文博单位共同编撰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现已出版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湖北、江苏、四川及北京、上海、天津等卷。01-8 所收各地出土、收藏的大量音乐文物,商周时期的青铜乐器占较大比重,其中许多未曾见于著录。 纵观商周铜器研究的发展历程,从零星出土铜器的简单著录,转化为进行传世品的断代,再到真正走上考古学的轨道,即以考古发掘品为主,结合传世铜器资料,进行系统的类型学研究,逐步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目前,商周铜器资料已经积累得相当丰富,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都有一定的开展。但从完善学科体系的角度考虑,深感:对商周铜器考古学研究的重视还很不够,现存资料有待全面清理;商代和西周铜器的研究进行较多,东周列国则亟待改善(各地资料的积累与研究既不平衡, 相互之间的比较研究也嫌甚少);铜器形制和组合的研究较多,纹饰的详细分析尚少。今後,通过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和相互合作,商周铜器研究必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2002年3月初稿2004年12月修改补充注 释① 刘昭瑞《论宋代的古器物、古文字研究》,见所著《宋代著录商周青铜器铭文笺证》,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② 刊行时题为《古器物学研究议》;收入《永丰乡人稿》甲编《云窗漫稿》时,改题为《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③ 1933年,胡光炜讲述、曾昭燏记录的《古文字变迁论》,在南京中央大学《文艺丛刊》第1卷第1期发表(见《胡小石论文集》147-1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也曾主张对铜器花纹与铭文作综合研究,并且提出分作“殷与周初”、“宗周中叶以01-9降”、“东周时列国”三期的意见,与郭沫若的意见相近 (郭沫若的四期中,滥觞期当时尚无实证,实际上也是三期)。但因他们的文章流传不广,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④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82期(1929年7月6日)报道,本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论文,有葛天民《商周器物图案汇释》一项(转引自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7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该文未见发表,内容不详。⑤ 载《全美中国艺术学会年报》第1期(Archir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张长寿将其译成中文,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525-542页,中华书局2004年。⑥ 叶兹是曾昭燏留学英国时期(1935-1937年)的导师。叶兹提出与郭沫若、胡光炜接近的中国青铜器分期意见的论文和书,实得益于曾昭燏的襄助。曾女士当年的硕士论文《中国古代铜器铭文与花纹》,即持胡光炜的三期说(见《曾昭燏文集》51-182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⑦ 林巳奈夫的《殷周青铜器综览》,第1卷《殷周时代青铜器之研究》,包括“总论”(“发现、搜集与研究史”、“器种之命名” 、“礼器之类别与用法”三章)及“殷—春秋前期的青铜器” ;第2卷《殷周时代青铜器纹饰之研究》;第3卷《春秋战国时代青铜器之研究》。所附数以千计的图像,包括历年考古发掘出土及世界各地博物馆藏品, 採取类型学方法进行型、式排比,汇编为翔实的铜器器形和纹饰图谱。这是日本学者编撰的最大部头的中国青铜器著作。⑧ 白川静的《金文通释》7卷9册,1963-1983年陆续发表,1984年正式出版。内容主要是两周铜器铭文的集释,逐器注明所知形制、纹饰、出土、收藏等情况,附以见于著录的图像。卷1-3收西周器198件,卷4收东周器32件,卷5为“金文学史”、“研究方法”等,卷6为“新出土资料补释”等,卷7为“索引”(语汇、人名、地名、官制身份)。 本文出自王世民先生论文集《商周铜器与考古学史论集》

殷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研究综论

基本信息:

刘煜

作者:李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100710)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关键词 殷墟 青铜礼器 铸造工艺 冶铸遗址摘要:本文评述了与殷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研究相关的技术史、考古学和艺术史文献,概述了殷墟冶铸遗址的发现和研究状况,分析取得的认识和存在的局限,探讨了在技术演进、文化传播及冶铸业的组织管理等方面值得深入的问题。Key Words:Yinxu bronze ritual vessels casting technology foundry siteAbstract:This paper reviewed the literature of technological history, archaeology and art history related to the study of casting techniques about ritual bronzes from Yinxu, summarizes the discovery and study of casting site at Yinxu, and discusses the achievement and existing limitation, as well as the issues remained regarding the technique evolution, cultural diffusion, and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of 张光直说,三代研究是不分学科的。对殷墟青铜礼器的技术研究,应建立在两方面研究的基础上:一是其本身的考古学、艺术史研究,另一就是对有关冶铸遗址及遗物的分析。前者能够提供殷墟青铜礼器在历史图景中的位置,而后者与青铜礼器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过程直接相关。一 殷墟青铜礼器的技术研究

出版时间:2017年12月

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所在地,殷墟青铜礼器应包括殷墟出土的在礼仪活动中使用的所有青铜器,本文则以狭义上的礼器,即容器类器物为主。 殷墟青铜礼器制作方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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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铸造方法的讨论及早期的工艺研究 由于商周青铜器形制高度复杂、铸作技术极为精湛,许多学者都一度认为是用失蜡法铸造的。比如叶慈[1]、辛普森(B.L. Simpson)[2]、马亦奥和普莱迪斯(H.J.Plenderleith)[3]、埃契森(L. Achison)[4]等。张子高曾举1938年湖南宁缢?鲋??乃难蚍阶穑?魑?檀?咽褂檬Ю?ǖ睦??lt;A title="" href="/eWebEditor/ewebeditor.asp?id=Description&style=standard#_edn5" name=_ednref5>[5]。直到七十年代,还有学者引用或附和这种观点。 但是,自三四十年代起就有学者根据安阳的青铜器以及铸铜遗址出土的冶铸遗物的分析,发现殷墟青铜器是采用陶范铸造的。 卡朋特(C.H.Carpenter)根据殷墟出土青铜器的金相观察,断定其为铸造而成[6]。刘屿霞根据殷墟出土的炼铜遗址和铜器,推测了铸造工艺流程,对殷墟铜器进行了最早的基于考古学发现基础之上的技术研究,尽管有不少错误,作为开创性的工作仍有其重大意义[7]。 卡尔培克(Orvar Kalbeck)指出,安阳陶范存在很多气孔,是掺入有机物造成的。范表面及分型面常有烟炱痕迹,这是在焙烧后有意制作的,目的即为改善铸件的表面质量。经过浇注时金属液的灼烧陶范变为灰色,有趁热脱范时粘附的铜屑存在。据此,他认为这些陶范是直接作为铸型使用的。但他未能确定这些陶范的性质,认为它们不一定属于组合陶范,也有可能出自失蜡整体铸型[8]。 石璋如对安阳出土模、范的质地、结构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观察和记述,使人们确切知道殷墟铜器是用陶范直接铸造的[9]。他还论述了采矿、制范、冶铸、修饰的全过程;对各种铜器的铸型工艺和模、范制法等进行了讨论;复原试验了由模制范的方法;讨论我国铜锡产地以及冶铸设备和燃料的问题[10]。尽管他的某些分析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差距,然而他将冶铸遗物与铜器表面铸痕观察以及复原实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却给予后人诸多启示。 陈梦家研究了安阳出土的泥模和陶范,明确指出:从泥模直接刻镂花纹和大量铜器几乎没有出自同一铸范的情况来看,安阳时期并未采用失蜡法,而是使用陶范直接铸造的,分范的接合是采用榫卯结构(“子母口”)。他指出,制范用的泥模需略加烘烤,在黑地上绘以朱文和分范用的界划再加刻镂,细部可另行塑制再予贴附。铭文可用阳文模具在范面印制,铸后成为阴文。陈梦家设想有三类制范程序:由刻有花纹的模制范;由素模制范,再刻花纹;用模具(“母范”)制作分范。这三类程序与铜器纹饰的繁简程度有对应关系[11]。他的意见是非常有价值的。在其论文中提及了刚出土的二里冈期商器,但未能指出它与殷墟铜器的历史联系与工艺渊源。文中对于铸范的分类也有不准确之处,所谓“内范”和“填范”,其实均为泥芯。2 铸造技术的研究 六十年代初,李济明确指出青铜器研究应从制造、形制、文饰、铭文、功能、名称这六个方面作探讨,阐明其差异与演变[12]。这一远见卓识对后来的青铜器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郭宝钧的研究着重于对典型商周青铜器群进行形制、纹饰、铸造工艺的综合考察,他指出,殷墟时期继承了二里冈期青铜器铸型工艺的特点并有所发展[13]。在《古器物研究专刊》五集中,李济和万家保从青铜器的花纹、形制、铸造技术等方面综合探讨了某些器类的早晚、变化和演进问题,特别是对爵、斝、鼎等的铸型工艺、浇注方式、补铸和垫片等问题的论述,得到了许多重要的结论[14]。 巴纳(Noel Barnard) 是中国古代青铜器技术研究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结合传世和出土实物对商周青铜范铸技术作了较系统的研究,把青铜器的技术研究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明确地提出商周青铜器是中国的独立创造的论点。其研究涉及到铸造技术的各个方面,很多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比如铸接工艺中后铸法和先铸法(cast-in or precast)的应用及其来源;浇注位置的设置和柱钮的出现;商周泥型铸造的“分段主义”(sectionalism);卣的提梁的“失绳法”造型等等[15]。此外,他对中原以外地区冶铸技术的考察也有广泛的影响[16]。当然,他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符合实情的论述,史密斯(Cyril Smith)[17]、华觉明[18]等学者都曾指出他的错误之处。 盖顿斯(R.G.Gettens)是第一个系统地使用理化检测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来研究商周青铜器的学者,他对弗里尔美术馆所藏l20件中国铜器,包括大量传出殷墟的青铜器,逐一进行X射线透视、化学分析、金相检验,以及造型工艺、造型材料粒度的研究。他对商周青铜器铸造工艺、连接方式、辅助工艺的考察,时至今日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万家保曾就其所说的铜器连接方法提出商榷[20]。 华觉明等与考古所技术室合作,对妇好墓出土的礼器、工具和武器进行了广泛的工艺考察。从剖析典型器物的铸造工艺入手,结合文献资料和铸铜遗物,并通过复原试铸和使用现代科学手段进行检测,对妇好铜器群铸造工艺的各个环节和技术特点,作了全面的探讨和研究,匡正了以往很多谬误,是迄今为止对殷墟青铜器技术考察最重要的研究之一[21]。 贝格立(Robert W. Bagley)在《赛克勒所藏商代青铜礼器》一书中,对中国与西亚早期金属技术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两者采用不同技术的原因;并以罗越(Max Loehr)的五种花纹样式为分类基础,将器形、花纹与铸造工艺的研相结合,探讨了商代中原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青铜器的演变,两个区域青铜器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对商代青铜器铸造工序、铸型工艺、扉棱的起源及分铸法的应用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22]。 巴纳为该书所作长篇书评中,对贝格立的某些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后者对许多原始材料理解不准确,并有主观臆断和前后矛盾之处。他对贝氏关于中国早期金属技术与西亚的比较、商代青铜器花纹的做法、早期青铜盉的制作工艺、郑州张寨方鼎的铸型工艺等逐一提出了反对或批评意见[23]。 陈芳妹的研究以艺术的变迁结合铸造工艺的演变来探讨文化的发展、交流传播。她对小屯五座墓所做的工艺考察[24]、商周青铜簋的铸型工艺研究[25]以及商代青铜礼器工艺与艺术发展相互关系的论述[26],有很多新颖和启发性的见解。 此外,有许多学者对殷墟青铜器铸造技术做了专题研究,比如万家保对殷墟出土的三足器的工艺演变[27]、青铜盔的金相研究[28]以及殷墟和辉县出土铜鼎的工艺比较[29]等问题的论述;郭沫若[30]、于省吾[31]、陈梦家[32]、石璋如[33]、杨根和丁家盈[34]、冯富根和华觉明[35]、万家保[36]、姚青芳[37]等对司母戊鼎的合金配制、铸型工艺和年代问题的研究和讨论等。3 复原试铸 复原试制在冶铸史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工作环节。在文献资料和实物证据仍佷不完备的情况下,对青铜器冶铸工艺的探讨,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主观随意性或者众说纷纭,难以定论。盖顿斯曾经指出:“为了完全阐明中国的礼器制作技术,还得做大量的工作,还必须做进一步的科学实验和田野发掘。如果与此同时,能吸引有经验的雕塑工作者与铸造将师,在他们自己的工场中模拟古代技术,则必于此有大的裨益。”[38] 石璋如曾复制模和范,但未浇注。他引述古董商说法,指出要取地下深处的生土,熟土不合用[39]。万家保第一个成功复制了铜鼎[40]。后来又复制了鼎、爵、斝、觚等器[41]。这些成功的试铸经验,特别是陶范的泥料配制、铸型装配及浇注前的预热处理,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宝贵经验。万家保还和巴纳进行青铜器附件的铸接以及铭文的铸造等试验,取得了重要的成果[42]。 华觉明和冯富根、王振江、白荣金合作,对圆鼎进行了复原试铸,对制范泥料的配比、组成以及干燥方法取得了重要的经验[43]。而他们对觚的复原试验,证实了对殷墟出土铜器的工艺判断是大抵正确的[44]。 谭德睿等对郑州、殷墟、侯马以及洛阳出土的陶范的原料及处理工艺进行了详细的检测和研究,并根据复原试铸的工作实践推测商周青铜器的陶范铸造工艺流程,指出商周陶范多为就地取材,因加入草木灰和熟料而具有良好的铸造性能[45]。笔者对孝民屯东南地所出陶范的材料分析表明,殷墟陶范的原料选取和处理已经具备比较规范的工艺,但尚未达到侯马陶范的成熟程度[46]。 合金成分分析 从1920年近重真澄[47]检测了一些中国古代铜器的化学成分开始,关于中国古代青铜合金的内涵及其演变规律,历来为化学史家、冶金史家和考古学家所看重。对殷墟青铜器的成分分析始于三十年代,李济邀请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梁冠华和王琎,对殷墟前三次发掘的小件铜器进行成分分析,发现其材质为青铜[48]。卡朋特利用金相显微镜估测了几件铜器的成分[49]。其后,刘屿霞[50]、梅原末治[51]、道野鹤松[52]、陈梦家[53]、梁树权和张赣南[54]、杨根和丁家盈[55]等人都对出土或传世的殷墟青铜器成分作了分析和检测,为合金成分的配制提供了数据,得到一些初步结论。 巴纳结合传世和出土实物对商周青铜器的合金成分配制作了较系统的研究,指出先秦的工匠已经可以辨别铅锡,并根据用途来调整合金配制[56]。盖顿斯等对弗里尔美术馆所藏l20件中国铜器包括大量传出殷墟的青铜器作了化学分析和金相检验,他认为其化学成分相当离散,并不能表明与时代之间有某种对应关系[57]。齐斯(W. T. Chase)等发展了盖顿斯的工作,根据先秦铜器的成分变化和铸造工艺演变回顾了中国早期的冶铸史,并据分析结果探讨了《考工记》“六齐”的问题[58]。周始民[59]也以检测数据为基础,对“六齐”做了自己的论释。梅耶(Pieter Meyers)等使用原子吸收光谱和中子活化分析检测了赛克勒博物馆所藏的104件商代青铜器的化学成分,但并未提出任何结论[60]。张世贤在其著作中,将青铜器的成分分析、铸型工艺与古文献考订、史学研究相结合,并对比东西方早期铜文化的差异,多有创见[61]。华觉明、王玉柱等利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商周青铜器合金成分数据进行处理,指出二元高锡青铜在殷墟时期已经成熟,三元高锡中铅青铜到西周时期已有较严格的成分控制,各地区发展进程大体一致,技术水平逐渐趋近[6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陆续对妇好墓[63]、殷墟西区墓葬群[64]、郭家庄M160[65]出土的青铜器做了大量的化学成分检测工作,指出当时的工匠对于青铜合金配比与机械性能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并且对于操作也有相当严格的控制。 赵春燕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利用原子吸收光谱技术,对殷墟出土的约200件铜器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对不同分期、不同器类、不同等级墓葬中铜器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对比研究,通过数理统计分析了殷墟青铜器合金配制中蕴含的文化与技术信息[66]。 笔者利用等离子发射光谱对新近发现的M54及M60出土的部分青铜器进行了成分分析,指出殷墟二期高等级墓葬随葬青铜器中高锡青铜的使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它可能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当时获得的锡矿资源,似乎比殷墟的其它阶段更为丰富。而青铜器中铁含量的差异可能代表原料来自不同地区的矿源,其冶炼水平也可能参差不齐[67]。 殷墟青铜器的矿料来源与相关问题 迄今为止,安阳有大量的熔炼和铸造的遗迹发现,却从未有冶炼的迹象,因此殷墟青铜器矿料的来源一直为人们所关注。 许多论者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原青铜矿料是从南方盛产铜、锡的地区输入的[68]。闻广[69]、天野元之助[70]、石璋如[71]等都则认为北方或中原地区有充足的铜锡储备。但他们的论证缺乏直接的证据。目前,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认为:商周时期铜料之大宗在北方是来自中条山矿区及其迤西地带,在南方则主要是产自荆州和扬州地区。从考古发现来看,长江中下游的铜矿带的开发尤胜北方,应是商周时期最重要的铜料供应基地[72]。张昌平指出,中原力量的南进与中原青铜器铸造量的峰值是不一致的。如果长江中游的确是商人铜资源的一个重要来源的话,则商王朝在殷墟时期获取资源的方式是值得探究的[73]。 利用铅同位素比值探寻商周青铜器矿料来源的工作在国内始自八十年代。金正耀检测殷墟妇好墓所出青铜试样12件,发现其中有5件的同位素比值与铜绿山所出古代炼渣、铜锭、矿石等相近且铅含量低于2%,他认为这些铜料可能来自铜绿山;而另有4件的数据接近云南永善金沙,这种铅料是一种特殊铅[74]。他据此推测这种特殊铅的金属原料是随着西南地区的锡料包括铜料,进入中原地区的。推测商代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有过一条联结西南以及长江中游地区矿产资源与华北平原商都铜器生产的“青铜之路”[75]。 由于中国矿产资源的资料并不完全,铅同位素比值所能提供的信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和锡料来源、铜料来源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也值得深入探讨,不能凭个别数据轻易地下结论[76]。此外,关于夏商时期中原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关系,很多研究还停留在假设的基础上。因此,关于殷墟时期青铜器的矿料来源的研究,需要很多的基础工作,目前得到明确的结论为时尚早。三 与技术问题有关的考古学研究 史密斯曾指出,“在古代,艺术和技术本来就是一体的两面,无分轩轾。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决定了艺术品的风格”。[77]因此,对殷墟青铜礼器的考古学、艺术史研究与技术研究密切相关,特别是分期研究及商代青铜礼器“区域风格”的讨论,提供了探讨技术发展、演进、交流的时空坐标。 分期断代与技术演进 1953年罗越按照铜器花纹形式的变化研究殷墟青铜礼器的分期,将青铜器花纹分为五种样式[78]。万家保根据铜器纹饰与铸造工艺的关系,认为存在范纹→模纹→模范合作纹→雕塑模纹的制作技法的演化,铸造技法的进步影响了纹饰艺术的演化[79]。他亦探讨了商代青铜礼器制作工艺的技术来源与演变[80]。索珀[81]、贝格立[82]则从不同的角度详细地考察了商代青铜器的演变。 随着殷墟青铜礼器的大量出土,许多学者发现它们呈现并不完全相同的面貌。邹衡将其分为四期七组[83]。其后殷墟青铜礼器的分期断代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截至目前,大概有五、六种说法,其中以张长寿[84]、杨锡璋和杨宝成[85]为代表的三期分法及以邹衡、郑振香和陈志达[86]为代表的四期分法最为重要。笔者则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支持三期论的观点[87]。 目前更多的讨论集中在一些被纳入“一期早段”的青铜器方面,唐际根指出三家庄出土的铜器同典型殷墟青铜器有较大的差异[88]。孟宪武指出,三家庄和董王度出土的青铜器早于殷墟阶段[89],贝格立认为它们属于郑州到安阳的“过渡期”[90]。陈芳妹从器类、器形、花纹、制作技术等各方面综合考虑,认为小屯5座墓出土的青铜礼器代表了从二里冈到殷墟的过渡阶段[91]。由于二里冈上层与殷墟铜器之间存在较大的缺环,这些“过渡期”铜器的辨识和讨论,将为研究商代青铜礼器的演变序列提供重要的依据。近年来洹北商城的发现[92],进一步肯定了安阳存在早于殷墟的商文化阶段,许多学者参与了讨论,认为其可能是盘庚迁殷的最初地点[93]或是河亶甲所居之相[94]。 殷墟末期出现随葬器物明器化和随葬明器高阶化的现象,许多学者探讨了产生这一现象的缘由,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与墓主生前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有关。当时锡贵铅廉,那些社会地位不高的小贵族和平民,使用规格较低的铅青铜、铅器甚至仿铜陶器来代替贵重的锡青铜礼器;另一方面则主要是受当时社会风尚的影响所致。殷代末年人们存在怀疑鬼神的思想,对祭祀不再那样重视,趋于简化,为死者殉葬的器物由质地精良的实用器形逐渐改变为质地简陋的明器[95]。笔者指出,除此而外,由于明器化器物的器形多样化和形制的相对复杂化表明了殷墟青铜器技术应用的发展变化,因此未必意味着某种衰落,而是另一个层面上的发展[96]。近年来孝民屯大型铸铜遗址的发现表明,殷墟后期青铜礼器的生产不仅没有衰落,相反其规模还比先前有所扩大[97]。 商代青铜礼器的“区域风格”与文化传播 近年来殷墟以外商代青铜器大量出土,它们或表现出与殷墟青铜礼器较为近似的形态,或与之有较大的区别。 大部分的学者强调商文化的主导地位。巴纳对传播中“文化滞后”现象的认识[98]、宋新潮对殷商时期的区域文化研究[99]、李伯谦对晚商时期的青铜文化分区研究[100]、徐良高对“青铜礼器文化圈”的假设[101],无不强调中原商文化的主导地位及对周边地区辐射式的影响,但并不否认周边地区反向的影响。 有些学者提出了存在“双向”或者“多向”交流的可能性。李学勤指出非中原地区青铜器的分期断代,不适合用中原礼器系统作直接的比附。他同时认为某些存在“两种传统”的青铜文化与中原地区可能存在双向的交流[102]。陈芳妹提出青铜时代可能存在“多中心但不平衡的发展”的观点[103]。 有些学者则更为强调中原以外地区青铜礼器的独特性。弗吉尼亚·肯(Virginia Kane)在南方并未发现居住遗址及铸造遗址的情况下,根据南方并不系统然有一定数量的青铜礼乐器的情况,从风格的角度提出了南方独立铸造的假说[104]。高志喜系统地整理了南方出土的商周铜铙及其它青铜器,并从器形、用法、花纹和附饰等方面归纳了“南方特征”[105]。俞伟超认为,到了殷墟时期,随着商文化势力的全面退缩,许多区域性的青铜中心崛起,当地的文化因素取代商文化因素占据主体[106]。贝格立提出“区域性的青铜文化的出现与发展”的现象,指出一种毋庸置疑的“区域风格主义”(unarguable stylistic provincialism)在二里冈时期之后出现,并很可能在殷墟之前已经形成[107]。罗森(Jessica Rawson)提出了更为大胆的设想。她认为在二里冈之后,开始出现两个平行的发展系统,一支在河南,另一支是中国南方。在这两个系统之间,存在双向的交流。由于南方青铜器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所以它从殷墟借鉴的并不多,而在妇好时期,影响恰恰更多地是从南方传向殷墟[108]。 二里冈商文化传播的范围很广,在向南方传布的过程中,在长江中游建立了重要的据点――盘龙城。盘龙城青铜器一直被视作与郑州铜器具有相同的特征,刘莉甚至认为其为郑州制造而后输入的[109]。张昌平则发现两者的细部特征存在差别,并认为这为当地铸造提供了重要的依据[110]。早在七十年代,贝格立就曾对这个遗址做了详细研究,推测商代早期的文化传播刺激了地方青铜文化的兴起,而在安阳的最早阶段有一个回传的过程[111],他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在迄今为止发现的早中商的青铜器中,湖北盘龙城出土的青铜礼器最早使用了分铸法和金属芯撑技术,而这些都是当时中原地区青铜器罕见的[112]。因此,这个铜器群对于考察商代青铜礼器铸造技术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相对于中原地区深入而持续的工作而言,周边地区特别是南方地区的考古学研究还很薄弱。有许多概念性的问题难于解决,比如,如何界定“南方风格”和“中原风格”?殷墟青铜器所体现出的与其它地区青铜器类似的特征,究竟是一种“共同因素”,还是有异于中原传统的“外来因素”?这些问题的突破还有赖于新的考古发现。此外,对夏商时期各个遗址文化关系的全局性把握将避免可能因过分强调某些观点而导致的偏见。四 殷墟冶铸遗址及其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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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绝大多数都是本地制造的,多个冶铸遗址的发现,为殷墟青铜器的技术研究、生产流程以及冶铸业的生产和组织管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而这些研究必须建立在厘清其考古学内涵的基础上。 殷墟冶铸遗址的考古学研究 经过多年的发掘,殷墟迄今发现的较大铸铜遗址有三处:小屯东北地铸铜遗址、苗圃北地铸铜遗址、孝民屯铸铜遗址。此外,在小屯西北地、小屯南地、大司空南地和王裕口东南地等遗址中,虽也出土少量陶范,但未发现与铸铜有关的遗迹,不能称为铸铜遗址[113]。 对于小屯东北地铸铜遗址,由于该遗址的遗迹现象较为复杂,兼之发掘年代久远,学者们对此铸铜遗址和基址的年代关系存在争议[114]。岳占伟倾向于认为该铸铜作坊的主体始建年代和鼎盛时期可能要早于殷墟时期,很可能属于洹北商城时期,随着宫庙基址的建设和扩大,铸铜作坊逐渐没落和消亡[115]。 孝民屯铸铜遗址经历了三次发掘,分处孝民屯村西[116]、东南[117]和村址南部[118],初步研究认为,遗址可分为东、西两区,孝民屯村西和村址南部的铸铜遗址为西区,村东南铸铜遗址为东区。遗址内发现的铸铜遗存以殷墟三期和四期为主,二期较少,一期阙如。孝民屯铸铜遗址的使用时间较长,出现于殷墟二期,发展和繁荣于殷墟三、四期,消亡于商周更替之际。东、西区的铸铜作坊很可能在功能上有所分工。西区反映的制作工序明显较为完整,而东区可能存在制范和铸造工序的分离。在殷墟末期,铸造重心由西区转移到东区[119]。 李永迪对殷墟铸铜遗物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发现陶范可分为两类,一类范较薄、无榫卯、背面光滑有水平或垂直设置的凸棱,称为Ⅰ式范;另一类较厚,边缘有榫卯,背面粗糙有指捏的痕迹,称为II式范。前者使用的年代较早,主要在殷墟二期以前的小屯东北地铸铜遗址中出现,而后者则是殷墟二期以后苗圃北地和孝民屯铸铜遗址主要使用的陶范形式。据此,他认为殷墟铸铜遗作坊存在技术上的变化[120]。同时,他还借用富兰克林(Ursula Franklin)的理论,认为殷墟青铜器的生产过程可能存在从整体式向规范式(prescriptive)转化的倾向,前者主要是指简单的、有步骤的制造过程;而后者则要求制造者在生产某一器物之前就有预先的设计,要求有较高的抽象思维能力以及对各生产环节的综合能力,要求较高程度的劳动分工,并对原材料、知识、人工有较强的控制掌握[121]。 李永迪从生产管理角度的对殷墟冶铸遗址进行研究,许多方面颇具启发性,比如他对于Ⅰ式范和II式范的划分,对铜器生产技术、社会需求、组织管理之间关系的阐述等。但是,他的研究大多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显得证据不足,比如由房子结构、形状的变化引申出冶铸业组织管理变化的变化就显得有些牵强。关于殷墟铜器生产存在从整体式向规范式转化的论述,也不符合实际情况。首先,二里冈期的冶铸遗址可能已经存在某种分工;其次,富兰克林所谓的“整体式”和“规范式”在生产中往往是并存的,周代、汉代乃至更晚时期也都是如此。 在目前发现的基础上,仍旧有许多问题难以回答。比如,除了开始使用和废弃的年代差别而外,在共存时间内,这三个铸铜遗址之间关系如何?是否存在等级与功能的差别?殷墟时期曾多次发动对外战争,然而兵器范的发现并不很多,这是否意味着还存在我们尚未发现的铸铜遗址。因此,对铸铜遗址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也还远远不够。 冶铸业的组织管理和祭祀礼仪 从甲骨文、金文所见的材料也可以反映当时冶铸业组织管理的一些情况。肖楠对甲骨文所见的“工”与“百工”进行了分析,认为卜辞中的“工”、“我工”、“多工”不是官而是工奴,他们受王室严密的控制,有右、左的编制。“百工”有一定的生活资料和社会地位,属于一定的族,其身份虽为被统治阶级,但比奴隶要高些,可能是殷代社会的平民[122]。 温少峰、袁庭栋则认为,“工”是隶属于商王的手工工匠。并引前人说法认为“司工”即为周代的“司空”一职[123],是总管手工业事务之官[124]。“多工”则是指司理手工业各具体事务的下级官吏。“百工”则应释为各种职业的手工业工匠,并认为卜辞中“百工”一词的出现,是殷代手工业相当繁盛的一种表现[125]。 殷墟西区小型墓葬常出土青铜工具及砺石,发掘者认为应是工匠葬地。从族徽、葬式看,墓区分属不同氏族,这表明他们生前就是族居的[126]。此外,苗圃北地遗址中有些小型墓葬随葬陶范,墓主人可能即是冶铸工匠[127]。吉德炜(David Keightly)讨论了商周时期的劳动力问题,他认为那时没有所谓“奴隶”和“自由民”的分别,所有的民众都需要承担被迫的劳动或者责任,当时根本不是奴隶社会[128]。唐际根通过对殷墟墓葬的统计分析和研究指出,殷墟时期是一个以平民为主的社会,奴隶所占比例很低[129]。由此可见,冶铸工匠的身份以及冶铸业组织管理的层级构成,是未来需要大力研究的问题。 殷墟卜辞有铸器时要用血祭和占卜的记载[130],苗圃北地和孝民屯铸铜遗址中均出埋有动物的祭祀坑,此外,还发现刻有数字卦的陶范、磨石等物。对于殷墟铸铜生产中的祭祀和占卜现象,值得进一步讨论。 综上所述,殷墟青铜礼器的技术研究涉及的范围很广,在典型器物的铸造工艺、生产流程复原、合金成分配制、陶范的材料分析等方面已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对于殷墟青铜礼器的技术来源及某些器类制作技术的演进历程也已提出一些初步的认识,目前仍存在以下主要问题:对商周青铜器制作技术虽已有从整体上的论述,但对殷墟青铜礼器制作技术的专门论述尚欠充分,且使用的资料不够全面;殷墟青铜礼器生产流程的各个技术环节尚不清晰和准确,有许多步骤和细节有待补充或细化;由于资料的局限,对于典型器物铸造工艺的认识尚有不够准确之处;对于殷墟青铜礼器制作工艺的技术来源和演进缺少系统深入地探讨,没有充分吸收考古学、艺术史的相关研究成果,对殷墟与周边地区的交流和相互影响重视不够;对冶铸业生产、组织和管理的探讨相当欠缺,是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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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7208145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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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to Harvard University,2003, pp.123-128.[115]同。[1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117]同。[1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3-2004年安阳孝民屯商代铸铜遗址发掘简报》,《考古》待刊。[119] 同。[120] 同。[121]Ursula Martius Franklin, “The Beginning of Metallurgy in China: A Comparative Approach.” Kuwayama ed.,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A Symposium.”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1976, pp. 94-99.[122]肖楠,《试论卜辞中的“工”与“百工”》,《考古》1981年3期。[123]胡厚宣:《甲骨续存》上编序,群联出版社,1955年,11页。[124]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203页。[125]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349-353页。[1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127]同附表四八。[128] David Keightly, Public Work in Ancient China- A study of forced Labor in the Shang and Western Chou, 1969.[129]唐际根,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Late Shang China-A Mortuary Perspective, A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2004.[130]燕耘:《商代卜辞中的冶铸史料》,《考古》1973年5期。, 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3期。[98] 同。[99]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2页。[100]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和分区系统》,《华夏考古》1990年2期。[101]徐良高:《文化因素定性分析与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研究》,《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102]李学勤:《非中原地区青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东南文化》1988年5期。[103]陈芳妹:《商代青铜艺术“区域风格”之探索――研究课题与方法之省思》,《故宫学术季刊》第十五卷,第四期,1998,1页。[104]Virginia Kane, “The Independent Bronze Industries in the South of China Contemporary with the Shang & Western Zhou Dynasties”, Archives of Asian Art, XXVII,1974-5, pp77-107.[105]高至喜:《商文化不过长江辩》,《求索》1981年2期,107-112页;高至喜:《中国南方出土商周铜铙概论》,《湖南考古辑刊》1984年2期,128-135页。[106]俞伟超:《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发展背景的新思考》,高崇文、安田喜宪编,《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1-16页。[107]Robert W. Bagley, “The Appearance and Growth of Regional Bronze-using Cultures”, Wen Fong ed.,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New York, 1980; Shang Ritual Bronze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Harvard Univ. Press, 1987, p32-36.[108]Jessica Rawson:《商代中国南方地区和河南的联系》,《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09]刘莉、陈星灿:《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从二里头和二里冈中心和边缘的关系谈起》,《古代文明》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71-134页。[110]张昌平:《盘龙城青铜容器初步考察》,《江汉考古》2003年1期。[111]R. Bagley, “P’an-Lung-Cheng: A Shang City in Hupei”, Artibus Asiae, Vol. XXXIX, 1976, 3/4.[112]胡家喜等:《盘龙城遗址青铜器铸造工艺探讨》,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著,《盘龙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576-598页。[113] 铸铜遗址的详细情况参见岳占伟、刘煜:《殷墟铸铜遗址综述》,《三代考古》,科学出版社,2006年,359-374页。[114]李永迪, Anyang Foundry : Archaeological Remains, Casting Technology and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A thesis for Ph. D to Harvard University,2003, pp.123-128.[115]同。[1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117]同。[1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3-2004年安阳孝民屯商代铸铜遗址发掘简报》,《考古》待刊。[119] 同。[120] 同。[121]Ursula Martius Franklin, “The Beginning of Metallurgy in China: A Comparative Approach.” Kuwayama ed.,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A Symposium.”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1976, pp. 94-99.[122]肖楠,《试论卜辞中的“工”与“百工”》,《考古》1981年3期。[123]胡厚宣:《甲骨续存》上编序,群联出版社,1955年,11页。[124]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203页。[125]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349-353页。[1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127]同附表四八。[128] David Keightly, Public Work in Ancient China- A study of forced Labor in the Shang and Western Chou, 1969.[129]唐际根,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Late Shang China-A Mortuary Perspective, A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2004.[130]燕耘:《商代卜辞中的冶铸史料》,《考古》1973年5期。, 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3期。[98] 同。[99]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2页。[100]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和分区系统》,《华夏考古》1990年2期。[101]徐良高:《文化因素定性分析与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研究》,《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102]李学勤:《非中原地区青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东南文化》1988年5期。[103]陈芳妹:《商代青铜艺术“区域风格”之探索――研究课题与方法之省思》,《故宫学术季刊》第十五卷,第四期,1998,1页。[104]Virginia Kane, “The Independent Bronze Industries in the South of China Contemporary with the Shang & Western Zhou Dynasties”, Archives of Asian Art, XXVII,1974-5, pp77-107.[105]高至喜:《商文化不过长江辩》,《求索》1981年2期,107-112页;高至喜:《中国南方出土商周铜铙概论》,《湖南考古辑刊》1984年2期,128-135页。[106]俞伟超:《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发展背景的新思考》,高崇文、安田喜宪编,《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1-16页。[107]Robert W. Bagley, “The Appearance and Growth of Regional Bronze-using Cultures”, Wen Fong ed.,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New York, 1980; Shang Ritual Bronze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Harvard Univ. Press, 1987, p32-36.[108]Jessica Rawson:《商代中国南方地区和河南的联系》,《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09]刘莉、陈星灿:《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从二里头和二里冈中心和边缘的关系谈起》,《古代文明》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71-134页。[110]张昌平:《盘龙城青铜容器初步考察》,《江汉考古》2003年1期。[111]R. Bagley, “P’an-Lung-Cheng: A Shang City in Hupei”, Artibus Asiae, Vol. XXXIX, 1976, 3/4.[112]胡家喜等:《盘龙城遗址青铜器铸造工艺探讨》,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著,《盘龙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576-598页。[113] 铸铜遗址的详细情况参见岳占伟、刘煜:《殷墟铸铜遗址综述》,《三代考古》,科学出版社,2006年,359-374页。[114]李永迪, Anyang Foundry : Archaeological Remains, Casting Technology and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A thesis for Ph. D to Harvard University,2003, pp.123-128.[115]同。[1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117]同。[1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3-2004年安阳孝民屯商代铸铜遗址发掘简报》,《考古》待刊。[119] 同。[120] 同。[121]Ursula Martius Franklin, “The Beginning of Metallurgy in China: A Comparative Approach.” Kuwayama ed.,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A Symposium.”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1976, pp. 94-99.[122]肖楠,《试论卜辞中的“工”与“百工”》,《考古》1981年3期。[123]胡厚宣:《甲骨续存》上编序,群联出版社,1955年,11页。[124]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203页。[125]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349-353页。[1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127]同附表四八。[128] David Keightly, Public Work in Ancient China- A study of forced Labor in the Shang and Western Chou, 1969.[129]唐际根,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Late Shang China-A Mortuary Perspective, A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2004.[130]燕耘:《商代卜辞中的冶铸史料》,《考古》1973年5期。

 

内容简介:

  对于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的研究,李济先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收入《殷墟青铜器研究》的六篇报告,即是作者依据殷墟青铜器在地下的原在情形与所在地层及其他地层的相对位置,与同时同一地层或墓葬出土的其他器物的关系,以及这些青铜器物的质料、作法、形制、文饰等田野考古记录和层位学、类型学等考古理论及化学分析、金相测定等科学手段和方法进行的研究。李济先生的研究,彻底划清了现代考古学理论指导下的古器物学研究与传统古器物学研究的界限,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提供了有力的地下证据。可以说,他的研究,不仅对我国现代考古学具有奠基意义,而且为我国殷商化的研究开了先河。

 

目录

 

本书出版说明 1

 

殷墟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花纹的比较(1964) 1

 序 3

 第一章 引言 12

 第二章 名词的解释 14

 第三章 花纹的制造方法与分类 20

 第四章 觚形器花纹的分述 25

 第五章 四组觚形器花纹的比较研究 42

 第六章 结语 60

 

殷墟出土青铜爵形器之研究:青铜爵形器的形制、花纹与铭文(1966) 87

 序 89

 图版总说明及说明中所用之名词释义 92

 第一章 引言 98

 第二章 字体与形制 100

 第三章 花纹 113

 第四章 四组爵形器的比较研究 119

 第五章 爵形器上的铭文及其所引起的问题 130

 附录觚爵两形铜器铭文考释 136

 第六章 结语 152

 

殷墟出土青铜斝形器之研究:青铜斝形器的形制与花纹(1968) 213

 序 215

 图版总说明及说明中所用之名词释义  217

 第一章 斝形器的形制 221

 第二章 花纹 234

 第三章 总论形制与花纹之关系 244

 

殷墟青铜器研究目录殷墟出土青铜鼎形器之研究:青铜鼎形器的形制与花纹(1970) 281

 序 283

 图版总说明及说明中所用之名词释义 285

 第一章 名称与形制 290

 附录甲骨文中所见之“鼎”字及与鼎形器有关之字体 310

 第二章 鼎形器的文饰 316

 

殷墟出土五十三件青铜容器之研究:殷墟发掘出土五十三件青铜容器的形制和文饰之简述及概论(1972) 365

 序 367

 图版总说明及说明中所用之名词释义 368

 第一章 简述 375

 第二章 五十三件青铜容器的形制与文饰之特征及其他有关问题 413

 第三章 结论 434

 

殷墟出土青铜礼器之总检讨(1976)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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